我们常讲决策权、执行权、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，这里的权力协调与权力制约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穷尽基本法也找不到解决之道，而又确有必要采取措施，那就得诉诸宪法，甚至修改基本法。第二自然段论述一地两检措施的合宪性与合法性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能说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机制是自足的吗？说自足无异于承认现实。两部基本法结构相同，均分为两款。从基本法实施机制的角度来说，强调基本法的自足性不利于基本法实施。所以，改革开放，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新思路，就是洋为中用，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战略。改革开放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宪法内含的关于经济宪法的一个根本决断。

然而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们必须谨慎。在西九龙站设立内地口岸区，不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范围，不影响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，不减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。[76]主体责任起初主要用于政治语境，指各级党组织、政府部门等所应承担的责任。

[74] 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这两项价值内生于网络社会，也将伴随其永久存在和发展。此种情况下，平台与用户之间的责任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违约责任，以违约责任理论质疑平台制裁的合理性很难得到司法的支持。为规制平台私权力，无论是制定规则还是实施具体管控措施，平台都应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标准。如果看门人具有垄断地位，即使其缺乏控制能力，考虑到其已间接从违法行为中获取了经济利益，基于矫正正义，看门人应当承担替代责任。

[71]魏露露：《网络平台责任的理论与实践——兼议与我国电子商务平台责任制度的对接》，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8年第6期，第10页。目前，许多平台都建立了电子商务在线纠纷解决机制，如淘宝的大众评审机制。

立法者应根据平台的看门人角色，遵循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，综合考量用户权益、平台性质、平台能力、平台负担、数字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，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。（二）平台行使私权力的公共价值 平台行使私权力是减少平台内经营活动负外部性的需要。应当承认，在规制平台私权力方面，目前私法的能力和效果都有一定限度。平台组织了新的生产力，掌控着海量关键生产要素，有着新的盈利模式，明显不同于传统市场经营者。

首先，虽然平台具有公共性，但平台毕竟不同于政府财政资助的公共机构。立法者应根据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，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责任。[39]参见曾彩霞、朱雪忠：《必要设施原则在大数据垄断规制中的适用》，《中国软科学》2019年第11期，第58页。为此，公法原则应该像控制公权力一样控制私权力。

（三）以适度的司法审查确保平台行使私权力的可问责性 对于平台违反基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行为，用户应有权诉诸法院并获得司法救济。[60] 由市场衍生的新技术、新问题原则上应交由市场解决，但为避免非正义的后果，必须从正当法律程序的角度予以重点关注。

[52]前引[18]，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书，第106页。[7]See K.Sabeel Rahman，The New Utilities：Private Power，Social Infrastructure，and the Revival of the Public Utility Concept，39 Cardozo L.Rev.1621，1627 （2018）. [8]参见吴仙桂：《网络交易平台的法律定位》，《重庆邮电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8年第6期，第48页。

商务部也对平台规则的制定、修改、听取意见、实施以及电子商务信息公示等程序，作出了具体规定。[27]参见周辉：《变革与选择：私权力视角下的网络治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53页。避风港规则产生于Web1.0时代，当时平台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媒介， [69] 如今平台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，有必要对该规则作出调整。[20] 为追求健康、可持续的交易秩序，平台用户选择同平台达成协议，让渡一部分权利与自由，平台因之获得管理权。法院不应仅以尊重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为由，对大量明显不当的平台行为持消极不审查的态度，对于违反公法基本价值的平台行为应当积极进行评判。第一，立、改、废平台规则，行使准立法权。

[24]参见郭道晖：《权力的特性及其要义》，《山东科技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6年第2期，第66页以下。即便适度的差异化定价是合理的，平台也应公平定价，消除算法歧视，不得利用大数据杀熟。

[31]参见郑称德等：《平台治理的国外研究综述》，《南京邮电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6年第3期，第30页以下。政府与平台应开展全面有效的合作治理，努力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，协同完成公共任务。

一些私主体能够在事实上剥夺其他私主体的自主权和选择权，一种区别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私权力开始显现。用户如果不满意，随时可以选择用脚投票，离开某个平台。

[57] 平台行使私权力还可能过于恣意，权力行使过度与行使不足的局面共存。在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，从内部视角观察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新型权力关系也同样必要。再次，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遵循信赖利益保护原则。从行为主体上看，平台并非公权力组织，而是组织生产力的新型私主体，是从追逐私利的动机出发，承担着维护网络市场秩序的公共职能。

用户的滚雪球式增加直接摊薄了初始投入成本，使得边际成本不断降低。[22]参见卓泽渊：《法政治学研究》，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60页。

一般认为，公法主要以公权力为调整对象，对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公共行政组织，进行程序和实体上的事前与事中控制;允许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事后救济。[20]参见李小玲主编：《电子商务平台规范商家自律行为的策略研究：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34页。

[21] 特定主体因为占有一定的资源或优势，而具有的支配他人或影响他人的力量就是权力。[18] 平台用户并非平台员工，其与平台间的关系本应是松散的，但为了维护平台市场的交易秩序与商业信誉，平台对其用户的支配与影响并不亚于其对员工的支配与影响。

[23]袁曙宏、苏西刚：《论社团罚》，《法学研究》2003年第5期，第59页。平台用户并非平台成员，但平台制定的大量规则对其用户的权利义务能够起到实质影响，是在平台活动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行为规范;平台对其用户采取的管控措施中，有许多措施类似于具有单方强制性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。（一）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符合基本的程序正义标准 对于防止公权力滥用、避免权力独断专行而言，良好的程序设计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手段。[5]2019年的电子商务法规定，平台应当承担身份审查登记、定期核验更新、处置违法经营行为、保障交易安全、保障交易规则合理、健全信用评价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大量法定义务，这实际上赋予了平台巨大的权力。

[49][澳]皮特·凯恩：《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》，罗李华译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，第385页。[70]参见张颖、翟睿琦：《电商平台商标侵权中避风港规则适用研究》，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》2018年第5期，第114页。

平台的看门人责任本质上属于主体责任。出于鼓励交易、尊重交易的司法导向，法院最终只对淘宝平台规则的效力作合法性认定，对平台规则的合理性未作审查。

在缺少平台管控的情况下，平台内经营者可能通过刷单炒信、发布虚假商品信息、制作虚假网络广告、恶意损害竞争对手等行为，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。例如，平台发现用户违法违规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先行采取警告、责令整改、限期改正等较轻微的惩罚措施，如果不能起到理想效果，才应考虑进一步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。